告别寓言

谁的胜利？

陈有西
 

        很多朋友对李庄案撤诉结案很意外，说谁都没有想到。其实这个结局我们是料到的，是预先研判的结果之一。我在20日下午4点40分休庭的新浪微博直播中，已经作了预测，王思璟记者立即作了报道。还有很多朋友对我的撤诉结案的预判不相信，说我过于乐观了，重庆还会有新的动作。
        李庄开庭前4月17日在北京，律师顾问团研究问题，我同李庄妻子说过：要有信心。如果严格依法审理，李庄案百分之百无罪；如果胡搅蛮缠瞎搞，李庄案仍然有百分之九十把握无罪。他们绕不过这些扎实的证据。
       李庄案撤诉公开报道后，有各种说法。网友yuzhile（余自乐？）还在凯迪发文《驳陈有西〈这是法治中国的胜利〉》，说：什么法治的胜利，这是网络造成的汹涌的民意的胜利。本不想回应，但是结合药家鑫案的一些网民狂欢，这体现了当然中国公民的一种对法治建设的重大误解，盲目地迷信网络舆论对司法的作用，对建设一个理性的法治国家仍然是非常有害的。而且这样想的年轻网民还不少，进行一些分析很有必要。
       我仍然坚定地说，李庄案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法治的胜利。这个判断不会错。李案撤后这一天中，媒介报道的舆情有各种研判，对撤诉原因作了各种分析。试述如下：
       一、高层权力的干预，很多自认为很了解中国司法运作内幕的资深评论员持此观点。认为重庆突然叫停是因为接到高层的指示。
       二、重庆以退为进，会继续进行其他罪名的侦查，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们还会补充侦查后再起诉。
       三、网络舆论的功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给了李庄案审判的重庆各方以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撤诉。
       四、是因为有强大的顾问团的因素。“史上最豪华的法律顾问团”出场，江、张、贺重量级的法学家、法律家声援，重庆方面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撤诉了。有谁能够这样幸运请到、请得起这样的顾问团？
       五、是重庆严格依法办事的体现，重庆检察院严格执法把住了关。五毛党实在没有办法找话题，大大放大这一点到处发贴。他们想把重庆再包装成护法天使。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李庄案全方位地体现了中国法治社会新兴力量的崛起。是这些综合力量，在全方位地推动着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整个社会回到民主与法制国家的正确轨道上来。中国依法治国的潮流已经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李庄案的撤诉，是法治中国的胜利。

       李案为什么撤诉？原因其实很多。

       第一、李庄案确实是一个强权蹂躏法律的构陷案件，根本无法对李庄定罪。天理昭昭，再没有为了一个私欲的目的，而滥用职权故意陷人入罪更卑鄙的事了。李庄没有任何犯罪，他确实是无罪的。李庄只为办一个案，去重庆三次，前后五天，只见了龚刚模和他的家属，准备取证，什么事也没干，庭也没有开、证也没有取，就被重庆抓起来判了一年半；这次重庆又查了一年四个月，查到了辽宁，查到了上海，说是接到了举报，这是骗三岁小孩的。他们真有不满，为什么不早在辽宁、上海举报？怎么重庆警察一到就都“觉悟”了，象打了鸡血一样齐齐举报？全国那么多当事人，都没有举报律师的，为什么到重庆警察手中，重庆的龚钢模、辽宁的徐丽军都会成了举报人？公安把人关回到看守所，不让见律师、见家属。如果李庄稍有一点污点，只要有一点定罪情节和理由，重庆公检法，在一个权力的操纵下，这次都不可能放过他。任何网民、大牌律师都救不了他。任何高层也不会为他发声。江北检察院也不会这样高尚。这次撤案，是实在找不出李庄的任何问题。一些网民说李庄是一个经得起查的、非常为当事人尽职的优秀律师，这是事实。北京那些不但不帮助李庄，反而跟着重庆的说法，在第一季中围剿李庄、切割李庄、以视自己清高的所谓“高尚律师”，真该好好反思自己的判断力。

       第二、法律证据的力量。本案是证据确证无罪的典范案例。这次我们辩护律师团调查获得的四个证据，是任何诬陷者都绕不过去的。一是徐丽军2005年向其他律师（法律工作者）陈述“讨回债款”的录音；二是2008年李庄向徐丽军了解案情时作的录像；三是我们京衡上海所胡梦律师，查到的徐汇工商局金汤城公司股权登记原始资料；四是斯伟江律师查到的徐汇法院驳回股权资格的判决。这样的证据，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徐丽军的100万根本不是股权投资，只是一种想讨还的债款性质；明白无误地证明了是举报人徐丽军自己三年前就说的是借款，而不是李庄引诱她这样说。只要是公正的法庭，他们就都无法绕开这样扎实的证据，而进行强行误判。重庆公安局耍的恶劣花招，是故意对这些早就知道的无罪证据故意不取证、不移送检察院，而威胁限制证人逼取大量的伪证，想用证人证言定案，而绕开这些客观书证，然后又威胁限制所有证人不到庭。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个借口把李庄再判掉，不让他出来，完成交办的任务。检察院说“控方掌握的证据同辩方出示的证据产生了重大不一致，案情事实出现重大变化，决定撤诉”，其实已经透出了一个重大真相：检察院也被公安局骗了。因为光从大量伪证口供证言来看，检察院公诉科有理由相信，李庄确实在引诱徐丽军伪证。同时，检察院也是在完成一个交办的任务，公安烧好了菜，他急于原样端到法院的桌上，让法院赶快吃，他们只审查了三天就起诉到法院了。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审查。只是这时餐桌旁有了一个人，律师，指出了这盘菜里有虫子，法院才没有囫囵吞下去。江北区检察员可能确实缺乏经验，轻信了公安口供的真实性，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辩方会有这样扎实的关键证据。说明了他们工作作风的不扎实，过于“联合办案”而天然相信了公安取证的真实性和正当性。或者是太听命于权力，丧失了独立检察的原则。我们律师的这次策略，就是完全讲程序、讲法律、讲证据。死死盯住法庭质证一环。其实质证一完，所有旁听的人，合议庭，领导，都已经明白这个案子搞砸了。这就是法庭的力量。这不是网民骂大街所能代替的，也不是哪个领导发善心放李庄一码，而是在严格的法庭审查下，所有的构陷冤案行径都暴露了。如果没有律师的专业法律抗辩，李案绝无撤诉可能性。这就是法治的力量。

       三是公开审判的力量。虽然这次审判重庆方面对旁听进行了恶意限制，让大批国内外媒体、全国专程去的律师、热心关注的网民赶到重庆一再申请都进不了法庭，但是，经过挑选获准进去的十多家媒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界会长和代表，官方领导和办案人员，还是有一百多人全程旁听了审判。特别是法院用了整两天时间，充分地让控辩双方和李庄自己发言，实际上全程展示了真相。其实包括检察法院的一些高层领导，也是通过控辩的对抗，才知道案情的真相，确实无法对李庄定罪。特别是李庄的冷静、客观、依法、动情的自辩，让所有在场的人知道了真相。这就是公开审判的巨大作用。由于案情构陷的不得人心，每一个参加旁听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参加旁听的国际媒体《大公报》、《联合早报》，回去后都进行了客观报道；重庆官媒《华龙网》已经不象第一季一样颠倒黑白倾向性报道，而是基本客观如实同步网上直播，只是多控方信息、少辩方信息；西南政法大学这次没有一个教授再为重庆说话背书。除了没有脑子为完成灌水任务的白痴五毛党，网上已经找不到能够支持重庆公安局如此瞎搞的声音。如果没有如此扎实的庭审，草草过场，真相就不可能被这样揭示，公理就无法被申张。公开审判的强大作用，在本案中充分显现。没有人会再否定秩序正义的功能。

       四是严格尽职的律师的力量。斯伟江、杨学林律师这次的出色表现，体现了中国一批真正高素质的、当事人可以信赖的、能够真辩、善辩的优秀律师群体，已经在中国本土健康成长，不逊色于国际律师界的同行。这在中国只经过了短短的三十年。尽管这次社会舆论进行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可以看出，所有的舆论的主导者，是律师披露的真相和证据。随着两位律师对控方证据的质证，辩方的出证，发表辩护意见，特别是我公布了斯伟江、杨学林律师的扎实详尽的辩护词后，整个社会知道了真相，而且对这些真相的解读和理解，是按照中国现在已经生效的法律。再不是网民情绪化的渲泄。重庆的做法，挟着“打黑”的光环和公权力天然的正义性，很能够迷惑一些泛泛而谈的舆论。只有这样扎实的依法、依事实、依证据的展示，才能够把这样一件故意迫害律师的丑恶真相公诸于世。这种揭露是法治化的，而不是非理性的。如果没有真正精通法律的律师的努力，运动化的手法就能够得逞。李庄案的阻击，是律师娴熟地运用了现有的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依法抗争，而取得的成果。这个案例也向所有的学者、律师同行、社会各界、官方高层人士显示，中国律师已经是一支理性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能够使扑朔迷离的社会事件正本清源，用法律的思辩进行解剖，把矛盾恢复到本来面目进行解决。同时也向学者、律师显示，辩护律师必须取证。律师不取证就根本无法驳证，无法建立自己的辩护体系。那些要求律师保护自己不要取证的观点，应当抛弃了。

       五是信息社会公开化的力量。这次审判，社会的反响空前强烈。但是官方媒介全部失声。明显是一种全国性的舆论安排。连华龙网，也不再象第一季那样进行正面宣传。很多已经到重庆采访的媒体，不得不回程和撤稿。但是，一种新媒体起来了。网络和手机已经改变世界，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靠堵已经无法奏效。群众总有渠道获悉真相。公开化是法治社会的一大特征。所有的丑恶和阴谋，都只有暗箱操作才能实现。阴谋见不得阳光。司法的生命在于公开。人类发明法庭，就是要公开，让事实在公开抗辩中，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相。这次我进行的微博直播，百分之百地转发了华龙网的网络直播，控方的观点和证据完全展示。同时，我通过掌握的证据和辩护律师的观点，同步展示了辩方和李庄本人的观点、事实和证据。同时转发了大量社会舆论的观点和评价，根据舆情针对性地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通过这种展示，法庭真相的外延被扩大，全国成了审判庭，网民成了陪审员，大家对真相越来越清楚。李庄案成了国内外普遍理性地进行观察分析的大案。网络改变世界。如果没有网络，纸媒一封锁，律师法庭展示的有力证据根本无人知晓，不可能形成真正理性准确的声音。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极先进的信息工具的时代，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基础。

       六是已经懂法的理性网民的力量。这次的社会舆论，基本上集中在网络传播上。而网民都是能够上网阅读和表达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一线的工人、农民参与。也可以说，是社会精英层次的人，当然这里说的精英是相对而言。网民的群体，也多数集中的法律圏，主要是律师，经济圈、传媒圏、政法圏的人。这些人有一个重要特点，都是近二十年来，中国进行法学院教育、普法宣传后，有了一定法律基础知识的人。这些人是国家法治大厦的基础。中国要依法治国，要落实民主选举的政治，落实司法控制国家，这些人都是基础。李庄案只是一个涉及一人的小案，能够引起如此反响，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思考、分析到国家的法治大局，这是一个标志性案件。律师已经能够独立判断，不会人云亦云；法学家能够深层剖析，宏观展示；记者能够用法律条文指导报道，用法治观念去进行表达；司法人员能够冷静观察，直接影响到其法庭判断；网民能够穷追法律源头，发议论时能够互相探讨、争辩。这一切，都是国家法治的重要基础。如果在三十年前，中国根本不可能形成这样有理有据的舆论氛围。

      七是良知的力量。有了法治环境，法律人的道德品格，就显得非常重要。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良知的法官。这次撤诉内幕，作为司法机密，不可能被透露。但是毫无疑问，检察、法院，包括参与指导他们的上级的检察、法院的司法人员，参加讨论的更高层的一些人士、法学专家，肯定对这次这样志在必得的审判嘎然而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们没有法律理性和良知判断，他们依然可以象第一季一样，闭着眼睛把李庄判为有罪。本案的最后一轮辩论，辩方律师和李庄三个人一致进行了良知之辩，包括贺卫方教授的《致重庆司法人员的公开信》，就是对那些被强权蹂躏、人性扭曲的司法人员的一次“良知策反”，目的就是激发所有司法人员的一种道德情操，责任感和耻辱感，让他们不要迷信和盲从强权，回到良知判断上来。其实从重庆这次的起诉，已经可以看出专案组的两大问题，这个专案组已经四分五裂。一是互相之间信息已经不灵，协调不好；二是已经无法完全指挥法院、检察院不顾原则听命于它。检察院的去掉合同诈骗罪名、三天就送到法院、如此粗糙地审证举证、法院的匆忙休庭和检察的匆忙撤诉，无不证明，重庆高层对李庄案真相和定罪可能性，其实是不了解的。他们是到开庭后才明白搞砸了。高层身边已经没有人对其负责，向其讲真话。下层司法人员，也只是消极地为了完成一个交办任务。这一切，都已经看出：良知不可侮。真正的法律人已经开始反抗。一个国家的司法，不但要有科学严谨的成文法，更需要有道德高尚训练有素的司法官，才能够真正实现法的公正实施。良知之辩，绝不是空泛的。他保证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不是一种唯心论。

      八是顾问团的作用。诚如网民所说，这次高层次的辩护顾问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庭外后援团队，我们对法律的把握、法庭走向的分析、法庭以外的“旁听助解”、网上全程直播、对华龙网报道作风的钳制、对相关证据的协助调查，包括辩护思路的确定，出庭律师的确定，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江、张、贺几位国内顶级的法律大家的参与，对法庭的审判的严谨性，起了重要的影响。也增强了出庭律师的信心，分担了他们的风险。重庆方如果一意孤行，我们顾问团在二审中还会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更会产生世界性影响。这对促进他们依法办事起了作用。我们顾问团这次都是应邀自愿地、免费地对李庄案进行顾问和关注。体现了一种法律人的关注国家法治命运的情怀。法律人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向强权说不，而且阻击成功，这在中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上述的八个方面，无一不体现了中国法治基础的基本形成。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成文法体系，还是人文素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中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基础，使权力的野马，已经不可能肆无忌惮。法治的笼头，已经开始套上了它的脖颈。党的十八大以后，不论是什么样背景的政治家登台亮相，这一点都已经无法不顾及。十八大后的中国政局，一定会回到法治理性的轨道上，靠高压、靠封锁舆论、靠愚民政策、靠强权治国的做法，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法治的声音，必然会越来越响亮。这是规律，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人应当看到这种趋势。

            话说去年某广场立了某子，特意搜索了一下，低眉顺眼一老叟，似乎从灰堆里捡来。不要忘记，我们的毛太祖是以批孔起家的，这个满打满算也仅仅是三十年前的事儿。

   众知的事实是：极力树立德孝的社会是最缺德的时代。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物质成了所有人的信仰，当专制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捞到锅满钵满时，他就急不可耐的想寻找一个顺民的木偶给其膜拜，这个套路，所有的历史可以证明。

   我并不反对孔孟之学，相反，我极力推崇其中的精髓部分，好的章节我从小都能背诵。譬如关于人生修养的部分，我以为年轻人需要去学习，但同时反对那个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等教条式封建等级观念。年轻的我，以前如所有善良的民众一样，老是不解，这么富裕的政府为什么整天花钱搭台唱大戏，花钱买国债，却不愿意为这边的老百姓解释一下水深火热的生活，后来在南柯梦中醒过来，象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统治者需要民众整天为生计奔波，就没有那么多心思去想念生存以外的事情。

    而现在，这些人还不放心，他们心虚，然后还要造一个虚无的信仰给老百姓，似乎在说，你看，这么伟大的先哲都可以那么顺天顺地顺权利，你一介百姓还能怎么做，然后整天在天朝媒介整天让那个著名的余姐姐用神仙般的语气歌颂：每个人贫穷不要紧，紧要的是遵从内心的幸福感。

   20岁前的我，实在的“享受”过贫穷的生活，也实在的体会过那种贫穷的无奈，说实话，当你吃不饱、住不下的时候，当亲戚屏弃，女人离弃，朋友疏远的时候，甚至连轻生的念头都有，如果那种时候，你个余姐姐在我耳边歌颂那句名言，我可能就要把她给吃了。

   我说这些，要表达的意思，先人已经很好的总结好了，仓廪实才知礼节。要我们善良的百姓有内心的信仰，不是立个子能摆平的，于是，一方面害怕百姓有额外的时间去谈信仰，一方面要傻逼呵呵的找个信仰，还要把这个信仰强行镶嵌入百姓的生活。

   我以为，信仰如同纯粹的爱情，当你爱上了，不管那个女人的优劣，不管那个女人对你态度的好坏，总是能找出那个女人的好来，这个其实就是完全遵从内心的信仰，尽管这种感觉有些傻逼，但这才是真正的信仰。现在，立这个子，就好比你一剩男怨女，靠相亲繁殖的时候，总是还浮现出你那个真爱，对爱情来说，这个真爱，就是那个让你恨死了却还是爱着的女人，对国家于言，就是大样彼岸的民主，这个普世的人类理想。

   去年在一学校演讲道德与法律的时候，我们一天子骄子问到，您时刻提起西方的民主，你这是不爱国。我对他说，在没有民众参与政治的地方，统治者是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他们可以把人民搞得民穷财尽，家徒四壁，也可以把善良的人们关押起来直到有一天，他们把普遍的精神，如同把那个低眉顺眼的老头的信仰的毁灭强加到我们大家头上，把我们以及我们的希望统统吞没，我们却还在胆怯地默默承受。这就是不参与的后果。

    近日，看到某地一则关于干部任用的规定引发争议，该规定是这样的：要想升迁首先要有父母德孝证明，无德不孝一律不考虑。实行以来，据说目前魏县已有3名科级干部、8名股级干部由于德孝行为有瑕疵未被重用。这一点让我大为震惊，当一个政权以所谓的德来衡量民众的时候，所有努力都成了虚无。一个贫穷的人的德总归要比一个富裕的人所外在表现德要困难一些。

   历史上，有个叫做“举孝廉”的制度，是乡间有德行、有孝道的人专有的进身之路，由此可以当官。后来虽然有了科举制度，但要是您不够德孝的话，也是要被弹劾的，有人守尊亲之丧不足三年就被剥夺了官职。但要是了解那段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基本都是附属的罪名，实际都是政治斗争的借口。要是真需要某人的话，下个“夺情”之诏，这三年的守丧规定就化为乌有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这就是行政的权力借着道德之类的玩意儿说事儿，以便于向上可以炫耀政绩与自己的道德观之正确，向下可以利用手里的权力干涉社会道德。文革的时候宣扬的道德观是公物高于个人生命，于是就忽悠到某人在洪水里去追电线杆子，因为那是公物。现在谁要是这么要求别人，给他一个大嘴巴是轻的。但这些标准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总是以有权者的标准为标准，然后随着他们高兴而发生转变。
　　
　　道德与孝道都是一个社会自发形成的东西，提炼升华而成为法律，进而成为约束全社会的最低线。但德孝本身只能用公众舆论来约束某些行为，行政力量本身不但不该定义，甚至也不该以此来作为标准衡量一个人的升迁与否。这就等于是行政的力量定义了德孝之后，在法律之外居然还有了某种形式的处罚权，而这个又不是“公罪”，直接侵入私人的领域当中了。
　　
　　另一点就是这种关于德孝的规定所走之路，又是那种以身作则的路子。这个路子按说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咱这里往往弄着弄着就成了“以身作贼”，官员的形象如何相信我们就不用探讨了，加上这个德孝的考语与界限，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真的德艺双馨还真是个未知数，这也是上文说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支持算是“据说”的原因。
　　
　　其实官员们的个人私德如何虽然对于社会管理有所影响，但实际上如果有所约束也不会败坏什么社会风气。主要是在监管不利的同时，我们这里还致力于把很多没有出事的官员塑造成道德楷模，一旦出事之后，马上就成了道德堕落的典范，两者的落差之大，足够让人怀疑这个官场是个盛产伪君子的地方，连带着大家也就不相信官方所标榜的道德之类的玩意儿了。要说这些年我们这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也算是原因之一。


   危险了，把这个子立在中央之地，下一步就会从这个子中繁殖出很多虚无的信仰，会让底层的民众更加疲于奔命，让你没有立锥之地，每念及此，我真想买个避孕套把它给盖上，胡折腾好了，只要保障后续的安全。

    12月25日，西人的圣诞节，浙江乐清，一个名叫钱云会的中年男人死了。死于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工程车的车轮就这样压住他的脖颈。50多小时后，乐清党委政府的首次公开表态，这是一起普通交通肇事案，而并非网民传言的蓄意谋杀。现场照片显示，他的身体扭曲，拱起，试图发出最后一声呼喊。可是，头颅已经离他而去。

    他穿着白色运动鞋的双脚撑地，试图向大地借用最后一丝力量。可惜，他不是传说中的大力神，无法搬开身上的重重重压。他的双臂伸展，试图给这块大地最后一个拥抱。腕子上，手铐的痕迹犹在，罪因据说就是他对这片土地过于偏执的感情。

    是的，146公顷，他和他的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的前辈们曾经在这里种秫、养猪、制陶，在这里唱歌、跳舞，欢庆丰收。如今，有人要在这块土地上种出工厂，收割GDP、金钱和官位。于是，推土机和工程车轰隆隆地开来。

    车轮滚滚，羸弱的身躯如何能够抵挡？六年，奔走呼喊，不是没有结果么？还不死心，不是没有给过警告，几次收押，怎么就不能长点记性？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古人的话充满智慧，怎么就记不牢？

    现在，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让他轻松解脱。但他留给亲友和同类的，却是无尽的伤痛和嗔怪：你的脖子不是很硬么？能硬得过巨大的车轮？你的声音不是很响吗？一场“交通事故”就让你永远噤声。你的血不是很热吗？一个意外就让你顷刻间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身首异处。

    “交通事故”，绝对是“交通事故”。怎么能有过多的联想呢？这片土地上每天发生多少次这样的意外？有人谈论说，他曾经带头上访，奔走呼喊，就是为了不让车轮开进自己的土地？如今，车轮不仅开进来了，而且恰好从他曾经发出呼声的脖子上轧过。这是一个诡异的轮回吗？或者这是一个他能够预见的结局？否则，为何他曾经此地抗拒车轮？

   在一些人看来，“交通事故”是或然。对他和他们而言，命运被车轮裹挟却是必然。于是，一场“交通事故”，断绝了征地、纠纷、上访和死亡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唯有他死去的身躯，摆出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那一团血肉模糊，构成触目惊心的一点，告诉人们，生命如此脆弱，呼喊曾经无助。然而，这终将是一场“交通事故”，是一个意外。不要怀疑，否则就是“寻衅滋事”，就是“别有用心”。

   鲜血已经铲除，尸体已经封存，亲友蹲在监牢里哭泣。更多的人守在铁窗外面，在电脑前，在网络上，追问一个又一个待解的谜题。为什么一场意外就能轻易引发围观和袭警？为什么越有人出面解释就越有更多人怀疑？

   他死了，并不重如泰山，只不过14亿人里边拔去一根毫毛。他死了，真的轻如鸿毛，虽然有人失去了儿子、父亲、丈夫和“带头大哥”。他死了，象征“平安”的摄像头恰好“瞎了”。可是，天眼瞎了吗？ 他死了，一些人的财路、官路铺平了。可是，你们的心里从此可安宁了？

    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 若不加以阻止， 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 若不加以阻止， 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难道天瞎眼了吗？主的审判即将来临。难道，硬要逼迫可怜的子民将希望寄托在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么？

    时光照样流逝，街市依旧太平。黄山鲜活的民警张宁海为挽救困囿的复旦学生而不幸坠落山崖，生命瞬间定格，父母永失爱子。这所我们大多数人从小景仰的高等学府培养的十多个生命在回校后翻阅字典，字典里空白而也，里面只印刷着两个字：“冷血”。

    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为规避自己生命陷入困局的青年，骤然离去的永不复返的生命。不但未有哀悼与悲伤之情，反而在论坛大谈面对媒体如何公关，登山社谁来掌权，以及冷漠的“你们就该为纳税人服务”，甚至还有学生在论坛上嘲笑那个警察身体素质不好……

    我反复以中性词“生命”来叙述这件事情的始终，即以最低的道德底线去衡量我们的同类，我驽钝的以为，作为同类，面对一个生命的消逝，多少应保持些敬畏，他们，由于没有信仰，愚民的教育，已经让青年失去了热爱同类的能力。

    深圳一老干部在小区溜达着就俯身倒地，可没人敢去救他，因为刚想伸手就会想起彭宇，最后老干部窒息而死。还有湖南一女子落水，挣扎好些时候没人下去救，等警察来了就晚了。还有很多例子……这个剧场不仅不鼓励爱同类的能力，不教育，不奖励，而且会惩罚，这样就导致少有同类救同类。

    由于落后的体制，导致了事实上的阶级分层，穷怕了的变态心理，造成了所有人一切让位于金钱，于是，可以为钱亵渎亲情，可以为钱出卖爱情，可以漠视生命，可以鄙弃道德，给一千万，可以马上转投怀抱吗？可以，爱情算什么。给你1亿，你能杀掉你爸爸吗？也可以，爸爸是谁？到底多少钱一斤，亲情算什么？友情，你就别谈了。写到这里的时候，在天气骤冷的寒夜，我冷不丁打了个寒颤。

    一切是掠夺，一切向钱看。不爱同类，即不爱自己。至此我该说张宁海前面的两个字“公职”。怨气弥漫在每个生灵间，由于不合理的体制，怨恨公权利，站到当权者对立面，每个人都可以道貌岸然，这些都是伪装。我也抨击这个落后体制，但我深知，不能将对当权者的不信任，转嫁到同类的生命之上。悲惨于张宁海，他在履行公职的同时，更是做到了一个同类对同类的道德穿越，就此一点，就不该将体制的不信任抹杀了张民警的人性光辉。不顾安危，挺身涉险营救学生固然是警察张宁海的职责所在，但是，维系这份职责的，是活生生的生命，而非冰冷的机器，所以，当警察张宁海的不幸殒命，与复旦学子的 “冷静”映照在一起的时候，难免让人心生悲凉。

    有什么样的人民，即有什么样的统治者。面对不爱同类的子民，有什么更好的手段去统治他们，最好的方法是愚弄，最放心的手段是比子民更残忍。怨谁？扪心自问，你现在是不是在算计你的同事，心底里为了晋升把他杀了千百次，你现在是不是想用你的不明来路的钱，把别人的老婆给翘过来，你现在是不是在怨恨你没有一个有钱的老爸，有你这样的子民，政府需同你讲道理么？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竟然看到了所谓的复旦学生说，愿意集资两百万给张宁海，而我们的媒体竟然当作一种伟大的公关策略进行大肆歌颂。又是钱，是的。最后还是回到钱，而且，他们竟然还如释重负，看，两百万呐，你们闭嘴，看我们道德多高尚，是的，换算到每个人，他们面对一个换取他们生命的生命，道德值二十万。

    感恩这个话题，并不新鲜。我的母亲没有文化，但他懂得教育我必须感恩，对所有有恩于自己的人，必须要懂得回报，哪怕是善意的敌人。接受了十多年教育，现在回过头上，抵不过母亲的一句话，现在所要做的，是要将所学的知识给呕吐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人开始成熟的标志。前些年，在谈及不感恩现象的时候，有人总结说大凡被不感恩心态充斥的人，基本都存有“灾民心理”。所谓灾民心理，就是这些人天然地认为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的原因，自己生活得不好，整个社会亏欠自己，所以社会及别人给予自己“好处”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无需用感恩之心去回馈。

    这样的分析是有一些道理的，而且，人们亦能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其生长的土壤。但当复旦大学的学生和“不感恩”三个字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人们却很难接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作为名校学子，都没有理由产生那种稍可作为推卸的“灾民心理”。他们不但不是“灾民”，反而会是所谓社会的精英阶层，是未来社会的主导者。

    我们承认，在任何社会，道德与人性，永远不可能完全只是“善”与“美”的一面，真实的社会，永远都是真善美与假恶丑并行的社会。只不过，在正常的社会之中，道德之美、人性之善绝对应该表现为主流，对“不感恩”之类的丑恶之事，应有强烈的纠偏能力。

    这是一个人性急需要呐喊呼救的时代。就本质而言，舆论并非一定要强求复旦学生“感恩”，甚至一定要表现出某种负罪感与愧疚感，只是，大家希望唤醒道义上的某些东西，来填充好这个时代的道德鸿沟。今天这些未来的精英阶层所秉持的道德观如此不合潮流，他日成为社会主导阶层的一员之后，我们的社会又该如何？与其说，公众是揪着几个学生不放，不如说，我们是在用这种方式表现着对当下社会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的忧愁。

    急功近利，过把瘾即死。不播种，只想着收获，只等着果实，不劳而获。不要过程，不要努力，只想着秋天去疯狂的采掘果实。所有的根源在于：字典里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还拥有春天。

    近来，目睹周围之怪状，每天生活在欺骗和狂热中，感觉还歌舞升平，有些话似乎不得不说。

    我时常想修正自己的信仰，找寻周围人群的目标，可发现似乎也是徒劳。悲哀的发现，大多数人活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全然没有自己的信仰，这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甚至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只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我们身边的所有群体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是无神论调思想，接受的是无神论者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可是在受到挫折的时候，找不到心灵安慰，导致拜鬼现象非常普遍，于是乎，最大的可悲出现了，由于心灵信仰的缺失，可能被不怀好意的群体灌输思想，沦落为工具。
   
    譬如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就变成了金钱，为了金钱，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这个群体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即刻显现，而没有任何羞耻感。
   
    由于没有信仰，所以可以容允专制。而众所周知的真理是，只要有独裁，就意味着多数欺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貌似都懂政治，其实，在他们的思维中，所认同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没有其它东西。他们不了解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导致普通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而在现代社会，政治的先进与否往往为个人家庭的构建带来根本性的导向，而这种畸形的导向，导致小范围的自私自利，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之中。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
    
    我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目前，为了众多的金钱信仰，正接受着专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大多数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和无止境的利益纷争。大多数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此，作为一名律师，我想到法治。我以为，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大多数人老想走捷径。甚至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在现今，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由于长期处于唆使和欺骗的环境中，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我悲哀的发现，大多数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大多数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

　　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大多数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群体落后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大多数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我们被舆论粉饰太平，以为自己真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趣味，其实，我们得承认，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譬如：多数人的生活目的，其实就为了买个好房子，争取到一个优质的性伙伴，周围人的婚姻观念，仅仅在于，从性伙伴那里能够得到提升自己社会地位和物质需求作为最高目标。而是大多数人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满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大多数人建立在声色犬马之中:麻将、赌博、色情、吃欲、贪欲、色欲无不渗透在他们生活和文化中。　　
   
    知道了这些，我们应该责备失败的教育体系，我们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另外一个目的是为统治阶层和少数富有阶层服务的。我们大所属群体总是引以为豪的标榜自己是人民的这个，人民的那个，但没有一个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唯一服务的对象就是他们自身集团的利益。这种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我说的是我们自己，你还别不相信。